文 | 华商韬略
1222 万——这一创纪录的数字，是今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数量。正在奔赴职场的他们组成了“史上最大应届生求职潮”。
与这一庞大求职群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：智联招聘数据显示，2024 届硕士及博士毕业生 offer 获取率为 44.4%，不仅同比下降 12.3%，更是低于本科毕业生的 45.4%。本科毕业生则低于大专毕业生的 56.6%。
求职难，是当前海量大学生的切身感受，背后引出了一个热门话题——“学历贬值”。
根据银河证券的预测，这种趋势短时间内难以缓解，大学生毕业人数仍将逐年增长，直至 2038 年达到 1445 万人为顶峰。这意味着只有 2017 年后出生的人，才能避开大学生求职的高峰期。
有人开玩笑说：“21 世纪最贵的是人才，21 世纪贬值最快的却是学历。”
其实，“学历贬值”现象并非中国独有，隔壁的日本积累了近 30 年的“血泪经验”，其中的得与失，极具参考价值。
迷失的一代
“只要考上大学，一辈子就稳了。”这是 80 年代日本人的信仰。
彼时的日本经济欣欣向荣，企业争相招聘大学生。为了吸引求职者，很多企业承诺：只要来参加招聘会就提供午餐，附赠伴手礼。有的企业不仅会为入职员工提供免费公寓，还报销搬家费、生活用品费。
三菱汽车为了吸引高学历人才，甚至推出过“入职就送汽车”的福利。
当时的日本大学生被称为“金蛋”，很多人还没毕业就收到了入职邀约：男生平均收到 3 份，女生平均收到 2.5 份。东京大学、早稻田大学等名校毕业的“天之骄子”，工资更是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。
在学历崇拜的氛围下，日本社会兴起类似中国的“鸡娃热”。街头巷尾的学习塾内，学生们拼命背着英语单词，疯狂刷着超纲试卷。据统计，1985 年日本课外补习市场规模突破 1.2 万亿日元，学习塾数量更是一度超过 2 万家，比当时的便利店还要多。有些家长，甚至不惜抵押房产为子女支付补习费，只盼其能够在高考中“鲤鱼跃龙门”。
然而，进入 90 年代，经济泡沫急速破裂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
1990 年，日本股市急转直下，全年跌幅达 39%，市值蒸发 270 万亿日元，海量财富化为乌有。
金融崩溃很快传导到实体经济，1992 年，日本全行业企业利润下降 20%，企业倒闭数量突破 1 万家。更不幸的是，这场灾难撞上了史上最汹涌的就业洪流。
这几年的毕业生是 1967 年到 1976 年期间出生的，那是日本第二批婴儿潮时期，连续 10 年出生人口突破 180 万，尤其在 1971 年到 1974 年生育高峰时，年出生人口突破 200 万大关。
这批婴儿潮恰好在 90 年代，转化成有史以来最大的毕业潮。刚毕业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番“末日景象”。就业市场上，一头是企业裁员以求熬过寒冬，另一头却是汹涌而来的求职者。裁员的名单越拉越长，求职者的队伍也越排越长。
1992 年成为一个历史拐点，原本持续增长的大学生就业率转而下跌，80%、79.9%、76.2%、70.5%……丝毫没有止跌企稳的架势。
从这一年开始，校招市场的海量简历开始无人问津，学历贬值时代正式开启。洪流下，曾被奉为金科玉律的“大学毕业即赢家”的观点再也没人提起。
1971 年出生的田中，毕业于长崎大学，在投了 100 份简历都石沉大海后，最终只能靠打零工生存；
1973 年出生的青木感慨道：“以前去参加招聘会都可以得到午餐盒和礼物，现在连去面试的机会都没有”；
福冈的太宰府天满宫里，挤满了祈求“就业成功”护身符的年轻人；
在企业招聘会上，很多父母早早替孩子排长队，只为先人一步投简历。
当时的日本社会充斥着迷茫、恐惧与愤怒的情绪，但情绪不能扭转学历贬值的趋势。
在就业市场持续萎靡不振的情况下，一些年轻人转而抓住另一根稻草——考研。
“晚几年找工作，情况会变好吧。”不少人抱着这样的信念，将考研视为缓兵之计。
现实很快给人们上了一课，3 年后，没想到就业情况更加严峻。1995 年，创纪录的 80.3 万大学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，就业率首次跌破 70% 大关，降至 67.1%。
眼看“考研热”无法缓解就业颓势后，社会上又兴起“考公热”。这一次，人们相信“铁饭碗”一定可以成为避风港。
当年，考公务员的人数近乎翻倍，日本公务员的申请人数从 1991 年的 7.05 万人攀升至 1995 年 12.4 万人。
日本作家山田昌弘在其著作中提到当年全民考公的情境：许多大学生才刚刚踏入校门，就开始研究“公务员”的招生条件，自费参加公考培训；不少女孩子一从大学毕业，就会被亲戚劝导：“工作这么难找，不如找个公务员嫁了吧。”足见当时公务员受欢迎的程度。
然而，有限的编制岗位难以消化海量的求职群体，加之日本政府财政紧缩，缩减招录规模，所谓的“铁饭碗”最终也难以为继。在求职、考研、考公接连受挫后，很多日本年轻人万般无奈下走上“啃老”这条路。
1997 年到 2003 年短短 6 年间，日本 15 岁-24 岁的“啃老族”数量呈爆发式增长，从 8 万人飙升到 40 万人，激增 5 倍。
“38 岁的佐藤宽朗啃老 15 年，曾为 50 块钱生活费与母亲激烈争吵”、“47 岁的村口督史啃老 17 年，靠母亲养老金度日，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。”
这类报道频繁登上日本新闻媒体，“啃老”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。
后来，擅长造词的日本人将 90 年代泡沫破裂后的艰难时期称为“就业冰河期”，把出生在 1971 年-1982 年的群体定义为“迷失的一代”——他们在本该最富有拼搏精神的年纪，却遭遇了最严峻的就业寒冬。
来源：mynavi
祸根深埋
面对“就业冰河期”日益严重的就业危机，日本政府并没有坐以待毙，实施了多项举措以求力挽狂澜。
1991 年日本文部省提出“研究生倍增计划”。1996 年，日本内阁又提出“资助博士后 1 万人计划”。
日本政府期待通过提升高等教育规模达成“一箭双雕”的效果：既培养高端人才，又延缓就业压力。这一政策导向直接推动了日本 90 年代的“考研热”浪潮。
或许，当年的日本官方与民间想法一致：“晚几年，情况会好的”。
然而事与愿违，1991 年硕博士在校生规模总量达 98650 人，2000 年激增至 205311 人，增长 1.1 倍，超额完成目标。但同期大学生就业率从 81.3% 暴跌至 55.8%，其中博士就业率从 66.33% 降低至 58.4%。
一面是学历的膨胀，另一面是就业的萎缩，高学历人才堆积成了“就业堰塞湖”，最终导致大量的“高学历难民”、“浪人博士”出现。
与此同时，日本在实施这些扩招计划的过程中，由于追求数量而忽视了对质量的把控，采取了一些过于宽松的弹性政策，例如允许仅有 2 年研究经历的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。
博士人数暴增，但师资力量没有同步增长，师生比例严重失衡，导师根本负责不过来。“水硕”、“水博”在社会上出现，部分企业开始对高学历人才产生偏见，认为这些人“空有书本上的理论知识，欠缺社会常识和合作意识，甚至不如高中生更能适应岗位”。
这些偏见在薪资数据上体现了出来：1995 年-1999 年间，大学生平均月薪仅微增 3000 日元，而同期初中毕业生薪资涨幅高达 2.3 万日元。
反常的薪资增幅倒挂现象出现，进一步加快了学历贬值的速度。
除此以外，日本政府还相继推出多项政策：放宽校招的时间限制、设立就业培训中心、鼓励校企合作招聘、大幅提高企业就业补贴（总预算从 100 亿日元增至 700 亿日元），但收效甚微。
直到 1999 年，日本政府祭出大杀招——修订《派遣劳动法》。
这次修订全面放开了劳务派遣制度（除了少数特定行业外），开启了非正式雇佣的大门。
日本的劳务派遣员工有点类似“外包员工”，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短、待遇差，薪资通常比正式员工低 30%~50% 左右，有些派遣员工薪资还是日结，连工位都只能被安排在不起眼的角落，基本的职场尊严都难以保障。
对企业来说，派遣员工成本更低、裁员也更灵活，何乐而不为？对于日本政府来说，1 个正式岗位拆分成多个劳务派遣岗，看上去是增加了就业机会，缓解了高涨的失业率。
修订法案实施的第一年，日本非正式就业人口就暴增了 50 万，派遣工、合同工、兼职等非标准雇佣形式占据就业市场的比例越来越高。
然而，劳务派遣的盛行对求职者来说却是个坏消息。
日剧《非自然死亡》中，派遣员工佐野先生每个月加班时间超过 140 个小时，还要被厂长安排干私活，最终过劳死，厂长却想方设法不给予任何赔偿。剧情虽然有些极端，却也正是日本劳务派遣制度下，员工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。
来源：日本网
据厚生劳动省统计，日本非正式雇佣比例在 2003 年达 34.6%，比 1984 年增加一倍多，2014 年更是攀升到 40.5%。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增长，是一代年轻人梦想破碎的哀嚎。求职受阻的大学生批量成为非正式员工，他们与低学历的求职者在薪资待遇上并无不同。
在日本，企业通常只愿意招收“应届毕业生”为正式员工，一旦毕业生错过校招季的黄金窗口，那么失去“应届毕业生”身份的他们，极大可能一辈子都被拦在了正式员工的大门外。
不少“就业冰河期”的人，到现在都只能顶着派遣员工的标签，辗转于各大公司的角落里维持生计，还要被收入更高的父辈指责“不够努力”。
他们也被称为“失去的一代”，成为日本经济“失去的二十年”的直接承受者。
寒冬后的反思
最近几年，日本大学生就业市场似乎从寒冬中缓过来了。
2024 年，日本应届生就业率达 98.1%，创历史新高。大学生起薪达 22.6 万日元/月（约合人民币 1.059 万元），同比增加 4.01%。
日本是如何走出泥淖的？从人口结构变迁的数据上可以得到答案。
2024 年日本死亡人口达 161 万（历史最高），而出生人口仅 72 万（124 年来最低），一减一增，年度人口净减少约 89 万人。
一边老龄化加剧促使大批老年人退出职场、腾出空位，一边少子化达到顶峰、年轻劳动力严重不足，这种代际更替让就业市场的供需曲线重新达到了微妙的平衡，大学生就业率焕发生机。
终究是时间治愈了一切，但“迷失的一代”成为了时代更迭的沉默者。
反思日本学历贬值的历程，虽然日本官方采取了大量措施应对，却始终没有击中要害。
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不景气，根本原因在于企业需求萎缩。当经济缺乏创新动能时，高等教育人才注定会“过剩”，只有推动产业不断升级，让中小企业持续繁荣，才能创造大量的新增岗位，从而消化掉海量的大学生供给。
纵观 90 年代以来的日本，接连错失一次次产业升级的浪潮：PC 时代被美国超越，到移动互联网浪潮中被中国碾压，直到在新能源和 AI 领域彻底沦为追随者。
经济学家池田信夫在《失去的 20 年》中尖锐指出，日本社会缺乏“破坏性创新”的氛围，在泡沫经济崩溃后，金融机构对“僵尸企业”的持续输血，不仅挤占了新兴产业资源，更扼杀了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。
这种“过度保护存量”的发展模式，让日本错过产业升级的时机，一步步陷入被动。
日本是一个在存量上做到极致的国家，但解决问题的关键却应该是——创造增量。
发展才是硬道理，只有国家持续跟上产业经济浪潮向前走，才能带给国民就业、收入，以及一切。发展需要拥抱变化，甚至创造和引领变化。
产业经济没有跟上学历提升的步伐，或者说学历没有更好转化为生产力来推动经济，这就是日本学历和经济一起贬值最大的教训。
